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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玠（？－１２５３），字義夫，別號隱樵，洪州分寧（今修水縣）湯橋長茅村人。后來寓居湖北蘄州（今湖北廣濟等地）。 

余玠少年時，在白鹿洞書院和太學上舍讀書，因與茶館老人發(fā)生口角，不慎失手推茶翁致死，脫身出逃襄淮，作長短句一首，投入淮東制置使趙葵幕下。趙葵贊其心懷壯志，把他收留在軍中任事。 

理宗端平元年（1234）六月，趙葵率師北伐，乘勝收復淮河北岸的泗州等軍事重鎮(zhèn)。為了經營新收復的河南、京東地區(qū)的營田備邊，趙葵奉令移師泗州，把防線推到淮河北岸。余玠協(xié)助趙葵完善“強邊”、“固本”的戰(zhàn)備工作，在“營田、儲粟、修城、浚濠”等方面，功績顯著，“以功補進入副尉”，接著“擢升作監(jiān)主簿”。嘉熙二年（1238年）正月，以應援安豐戰(zhàn)役卻敵有功，被任命為知招信軍兼淮東置制司參議官。不久，進工部郎官。同年九月，余玠率兵將入犯江淮的察罕軍打敗，解滁州（今安徽滁縣）之危。但此時河南的蒙古軍勢力日益增大擴展，在汴京（今河南開封）大造戰(zhàn)崐船，企圖南侵，南宋王朝深感不安。嘉熙三年，余玠率突擊隊深入敵后，靈活機動，以寡勝眾，建樹奇功。嘉熙四年九月，被提升為淮東提刑兼知淮安州（今江蘇淮安）。淳祐元年（1241）秋，蒙古軍出師河南，安豐告急，余玠率師救援，再一次擊敗蒙軍，官拜大理少卿，并升任淮東制置副使。 

淳祐二年五月，余玠奉命赴臨安（今浙江杭州）入朝奏對。在奏對中，他針對時弊著重提出兩個問題：一是舉國上下，應和衷共濟，事無大小，須當務實。意在改變社會風尚，振興國家民族。二是主張文武之士，平等相待，提醒理宗在用人制度上，應“視文武之士為一”，改變過去重文輕武的偏向。理宗稱贊他“人物議事皆不常”。十二月，蒙古軍進犯四川，守將無能，岌岌可危。理宗面對“亡形已具”的四川，任余玠為兵部侍郎、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，曉喻他“任責全蜀”。余玠立誓：“愿假十年，手挈全蜀之地，還之朝廷?！贝镜v三年春，余玠到達四川。他效法諸葛亮“集眾思、廣忠益”的治蜀方法，并親自制定治蜀大綱，即《經理西蜀圖》。在重慶創(chuàng)建招賢館，鼓勵有志之士前來獻計獻策。時有播州冉進、冉璞兄弟，有文武才略，感于余玠開誠布公、禮賢下士的賢德，遂應召前來。余玠接待真誠，重禮厚遇。冉氏兄弟為玠獻“遷徙州城，鞏固西蜀”之計。歙州人方岳也從千里之外赴川，提出“以人心為金湯，以人才為武庫”之策。余玠便在釣魚山建都城，憑借釣魚山三面臨江、一面倚崖之地利，依山筑城，旁水設哨，重關迭立，內外有防，并聯(lián)結相鄰之利閬、果州、蓬州、渠州、瀘州、嘉定等十余城，形成山形體系，如臂如屏，以達到利用蜀險、以步制騎、揚長避短、克敵制勝之目的。又廣募民間忠勇，充實“強邊”，各地愛國人士相繼來歸。蒙軍屢犯，不得東下。淳祐四年與蒙軍交戰(zhàn)三十六次，大獲全勝。淳祐九年，蒙軍四路來攻；十二年，蒙軍欲掠都城，奪嘉定，都被擊敗。 

余玠入主四川，開屯田，墾荒地，修水利，勸農耕，輕徭役，薄稅斂，減輕百姓負擔，繁榮工商經濟。興學優(yōu)士，文武并重，唯才是舉，士農工商，各得其業(yè)，人心向往。整頓吏治，論功行賞，有功必獎，有過必罰，量才錄用，用其所長，避其所短。嚴肅綱紀，懲辦貪殘。凡不稱職官吏，果斷地加以革職。對于搶奪民財、殺害百姓、馭軍無紀、招降納叛的貪官污吏，堅決懲治。 

余玠治川十年（１２４３－１２５３），勵精圖治，使巴蜀軍事、政治、經濟全面好轉，百姓愛戴，皇帝嘉獎，晉升為兵部尚書，拜資政殿學士。寶祐元年（１２５３年），與統(tǒng)制姚世安不和，姚以宰相謝方叔為援，方叔便羅織罪名，將余玠召回。玠聞有召命，暴卒（一說服毒死）。 蜀人得知余玠抱恨而死，興建“余玠遺愛碑”及“余公祠”。  故鄉(xiāng)修水縣，將余玠列為宋元八賢之一，入“八賢祠”。